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上世纪30年代，美国法学教授理查德S.凯对constitutionalism词条的如下论说：宪政是人们给信赖授予的一个名称，为了保持政府有序，这种信赖能让人类休憩于郑重地写在羊皮纸上的话语权力中。2.符合宪政要求的宪法是规范性的，它不仅是法律，而且是最高的法律。

1215，在备带刀剑、组织起来的贵族的强大压力下，国王被迫与这些奋起反抗的臣民进行激烈谈判，后达成妥协，签订了类似双方契约的《大宪章》，这个宪法性文件照顾到了国王的一些利益，承认国王一些特权，但同时对国王权力给予了明确限制，对臣民的一些重要基本权利提供了保障。另一个是constitutionalism，通常直译立宪主义，它强调一国承担公共治理职能的软件，即国家机构所遵循的组织原则和包含的价值观。[6]最后，我们看看美国乔治城大学两个当代法学教授写的美国大学比较宪法教材，其中对宪政的理解特别简明。是constitutional monarchy，直译立宪君主政体。7.今天，宪政也意指尊重‘自决，即尊重各民族人民（peoples）选择、改变或终止其政治联盟的权利。

[5]或许,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路易士.亨金对宪政内容的论述更全面、更有代表性。[1]威尔逊认为，宪政兴起于1215年英格兰的兰尼米德第四部宪法1980年10月，郭道晖曾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人小组秘书的身份，亲历了4000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

cOM一院制，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样国家机关运作起来比较顺当。2003年4月，湖北青年孙志刚被非法收容殴打致死，当年5月14日，北京大学许志永、滕彪、俞江等三名法学博士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二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由最高权力机关来负责宪法实施。他1928年生，湖南湘阴人，曾祖父郭仑焘与大哥郭嵩焘和二哥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

邓小平对此也在全国政协为修改宪法会议准备的文件上批示：在修改章程过程中，不要把政协搞成一个权力机构。在夏勇看来，八二宪法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新的问题是应当如何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

他曾长期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并历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很多中央文件、中央领导的讲话和报告出自胡之手。最终，对两院制，彭真认为按照五四宪法的规定，不搞比较好。最后，综合这些意见，秘书处要求拿出一个两院制的初步具体方案来，以便进一步讨论。为一国两制提供宪法依据。

1978年宪法是粉碎四人帮后，由以华国锋为首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起草的七八宪法。对政府实施监督权，有其固定的含义，政协不应拥有这种权限，以不写为好。社会院则应该按照行业来选举产生。可不可以公布表决票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觉得这个建议合理，要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下称法制委）副主任王汉斌再去请示坐在人民大会堂119厅的胡耀邦。

这意味着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一事，人大可以自行决定设立，也可不设立。1979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下称法制委）成立，彭真任主任。

一是国务院将同时面对政协、人大的监督。当时，有人也提出将全国政协改为上院，更有政协委员强烈要求政协应该起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并且应写入宪法。

当日下午5时45分，由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赞成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二是，两院的名称，有人提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冠以地方院和社会院，有人提议为地方民族院和社会职业院等等，经讨论，初步确定为地方院和社会院。该条附有说明，有的同志提出，人大常委会在人大闭会期间，其权力应该是最高的，再设一个与它地位平行的机关，不合适。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郭道晖，是朱基的入党介绍人，参与讨论之时已年过五旬，历经时代浮沉。参与八二宪法修改的人，多吃够了‘文革的苦，所以其中不少重要规定本是针对‘文革的教训、为防止‘文革重演而确认的，比如确认公民权利优先国家权力的地位，初步摆正了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等。要有宪治，要有宪政道德，而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宪政道德和宪政观念的缺失，以至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还没有落实。

我一个共产党员坐国民党的牢我认，但是为什么坐共产党的牢那么久，彭真认为‘这是我们过去不重视民主与法制受的惩罚。八二宪法之后，宪法又经过四次修改，其中序言部分多次改动。

但是关于结社与游行的法律仍然是大大限制了公民的权利。党内争论还没解决的问题，不写。

1981年12月，邓小平曾对胡乔木提出，宪法序言里要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条文里不提，胡乔木没有向秘书处传达这一意见。彭真提议以五四宪法为基础。

在修改过程中，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逐条讨论，在四个问题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1。一开始，年届半百的郭道晖对改行学法并不感兴趣。1979年、1980年全国人大还曾经两度局部修改宪法。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专门召开了8次会议，宪法修改委员会开了5次会议，其中3次会议逐章逐句讨论修改。

同时，彭真在写作序言时，采用了叙述性而非规定性的语言，在法律适用的时候，也就留下了灵活处理的余地。提交当年2月17日—3月16日召开的全体会议的宪法草案中，原本保留了工人的罢工自由。

比如，彭真在不同场合都说过，‘我坐了国民党六年监狱，文革里坐了九年半牢。经会议讨论的结果，还是需要保留宪法的序言，一共11段文字。

为了让全国人大摆脱橡皮图章的印象，应减少代表人数，比如，减少至1000人。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写入序言关于宪法序言存在着两种认识：有序言和无序言。

紧张的计票工作进行着。这也是全国人大会议第一次公布通过法律的票数。游行示威法的目的应当是保障游行、示威，限制也是为了自由。宪法委员会的构想为何折戟？刘松山认为，一方面由于当时要求加强宪法监督的呼吁实际是有限的，要求加强宪法监督的声音主要来自学术界即宪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尚不具有普遍性。

五是，两院的任期问题，一种认为按照现行宪法应定为五年，另一种看法是按照五四宪法，应确定为四年。1981年4月16日的会议上，刘澜涛反驳了被劳教、劳改的人没有选举权这一意见。

不过，这些讨论大多最终没有成为宪法条文。1981年10月31日，第七稿又将宪法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其他专门委员会并列，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这一人大职权。

在胡乔木担任秘书长阶段，关于宪法修改的讨论空前活跃。八二宪法序言在最后一段写明：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